一大清早，我就被窗外清脆的自行車鈴給吵醒了。

    “該死。”睡眠的匱乏使我今天的脾氣格外暴躁。

    我仰臥在沙發上，將手邊的抱枕砸向客廳里的那扇大玻璃窗。

    幾乎是同一時間，屋里響起了“篤篤”的敲門聲，軟綿綿的抱枕又彈回了我懷里。

    “漢娜，去拿報紙。”樓上傳來了母親含糊不清的聲音，她今天有些反常，竟然早起在刷牙。

    我不情不愿地趿拉著拖鞋，惡狠狠地走上前拽開了門。

    韋斯利·哈頓戴著一頂傻兮兮的黃色安全帽，斜挎著一只可笑的帆布包，站在我家門口。

    “你訂的報紙。”他把手伸到我面前，油墨的臭味竄入鼻孔，熏的我頭昏腦脹。

    我面無表情地瞪著他。

    他一動不動地回望我。

    我們誰也沒說話。

    這是一場無聲的較量。

    我，漢娜·喬森，自從五年級的暑假來到這片街區，就和韋斯利成了仇敵。

    結仇的原因得追溯到新學期開學的第一天，我成了韋斯利的同桌。

    那天，我走上講臺正準備介紹自己，教室后排的幾個男生突然吹起了口哨。老師嚴厲地警告他們，可他們卻叫的更起勁了。